反轉與強硬一起到來。關稅戰再次升級。

北京時間4月10日凌晨，特朗普宣布對不采取報復的國家暫緩征收“對等關稅”90天。

并揚言稱將對中國的關稅進一步提高至125%。

美國開始明牌了：開始看起來對全世界的無差別“對等關稅”，最終靶心就是中國。

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戰爭”全面打響。局面脫離了單純的關稅范疇。單方面的妥協已無可能。

目前，關稅戰已脫離單純的貿易范疇，演變成經濟領域的全面開戰。隨著美國24小時內先對中國商品開始104%的累計稅率，后又稱將提高至125%，以及中國對美國所有商品84%反制稅率的生效，中美之間事實上的“脫鉤斷鏈”，已經開始。

這些所帶來的沖擊，將不是短期的。

決策層顯然已經對極端情況做過多次推演和準備，緊接著的問題是，企業和個體該如何應對？國內市場的政策將如何安排？

特朗普究竟想要什么

如果96個小時之前還有諸多聲音在懷疑中國的決心和魄力，那4月9日晚間中國接連發出四道反制措施，則意味著大反攻的開始。

這是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世界貿易規則和秩序重新醞釀的時刻，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1971年8月，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支撐世界貿易秩序的底座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崩潰，直至兩年后徹底坍塌。

這一次，又是驚人相似的一幕，幾乎如出一轍。美國單方面宣布向全世界加征關稅，塑造了當今世界樣貌的WTO規則開始加速瓦解。2025年4月，美國再次踩響了歷史的韻腳。

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一樣，這場關稅戰也不是突然開始的。

早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美國就已經開始為此準備了。

此前，有媒體披露了一份名為《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的報告，作者是斯蒂芬·米蘭，他是特朗普第一次總統任期內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因此，這份文件被外界普遍認為是特朗普經濟政策的綱領性文件。

根據這份報告，美國需要盡快解決面臨的三大矛盾：1、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與儲備貨幣導致的長期逆差與美元霸權需要的國際順差矛盾，也就是所謂的“特里芬難題”；2、長期制造業空心化導致的經濟結構矛盾；3、美國在全球的責權失衡問題（報告認為美國承擔了過多的國際責任，但自己沒撈著好處）。

報告開出的藥方是關稅（尤其是對中國增加懲罰性關稅）+匯率+金融制裁。

在第一個執政期，特朗普已經按照這個邏輯開始了強硬的關稅和制裁行動。

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依據“301條款”，決定對從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大規模征收關稅，并限制中國在美國的投資。中美貿易戰正式開始。此后，特朗普在多個場合開始將中國稱為美國的頭號對手。

有統計數據顯示，此后的5年時間內，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占比從22%下滑至11.7%，份額占比減少了一半。

如果說當時中國對特朗普及其政策邏輯還有些摸不清，接下來幾年以及拜登政府延續對華技術封鎖和經濟制裁的做法，則讓中國徹底丟掉了幻想。

只不過，過去七八年間，在經濟政策上，中國對美國偶有強硬，但總體上還是“合則兩利，斗則俱傷”的原則下，“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尋找新時期新條件下的破局之道。

2025年4月9日，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的《關于中美經貿關系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稱，“2018年中美經貿摩擦以來，美方對超過5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征高額關稅，持續出臺對華遏制打壓政策。中方不得不采取有力應對措施，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同時，中方始終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議的基本立場，與美方開展多輪經貿磋商，努力穩定雙邊經貿關系。”

但事實上，美國內部的現實社會矛盾、巨大的債務壓力、失衡的經濟結構，導致其與中國以及其他世界經濟體之間矛盾日益加深。

自2025年開始，高喊“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特朗普選擇了最激進一種方式。

特朗普希望通過對全世界的關稅戰達到以下幾個目的：

1、各國接受美國的高額關稅，通過關稅緩解美國的貿易逆差（尤其是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

2、實現制造業回流，讓先進的制造業在美國建廠，全世界投資美國，減少對中國商品的依賴，通過提振本土產業緩解經濟結構矛盾，通過制造業增加國內就業緩解社會矛盾。

3、通過美元升值對沖高關稅高通脹影響，強化美元霸權，拿回美聯儲的全世界印鈔權，緩解美債壓力，緩解美元的責任失衡。

這三點如果都能實現，美國將通過貨幣霸權+產業主導權的組合，重新奪回其在全球貿易秩序的決定權。而一旦在經濟領域達到此目的，美國在其他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都將得到全面加強，這也正是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基本邏輯。

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的《關于中美經貿關系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表示，“美方提高關稅解決不了自身問題，反而引發金融市場劇烈波動，推高美國通脹壓力，削弱美國產業基礎，加大美國經濟衰退風險，最終只會自食惡果。”

內循環開始

至少有兩個原因決定了中國在特朗普1.0版本下的貿易戰中并沒有強硬還擊。

一是中國并不想破壞原有的世界貿易格局，中國的確是WTO規則下的最大獲益者。

二是中國制造業產業鏈尤其是上游高端產品及零部件，在一定程度上還非常依賴美國，中國企業并沒有做好脫鉤斷鏈的準備。

此外，中國需要時間。——盡管在第二次總統選舉期間，特朗普已經聲稱，如果再次當選，他將采取更為激進和孤立主義的政策，計劃對所有國家的進口商品征收20%的普遍關稅，對中國商品則額外加征60%，將電動汽車的關稅提高至200%。

一個普遍被忽視的背景是，經過三年疫情的極致考驗，經過幾年的“延鏈補鏈強鏈”計劃和“筑本強基”戰略，中國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經受美國極端政策的壓力測試。當然代價也不小。

從4月2日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出臺后，中國一系列的應對措施中可以看出，決策層對目前甚至比目前更糟糕局面，已經有過多次測算和推演。因此，反擊的態度、節奏、策略，乃至后續措施，都如此堅決、果斷、有底氣。

4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員文章稱，“我們已與美國打了8年貿易戰，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雖然國際市場普遍認為美濫施關稅超預期，但黨中央對美方對我實施新一輪經貿遏壓已有預判，對其可能造成的沖擊有充分估計，應對預案的提前量和富余量也打得較足。”

到目前為止，面對特朗普兩波關稅戰進攻，中國應對手段已涉及對等關稅、追加關稅訴訟、特定企業制裁、赴美警告等方面。

而對美國的服務貿易領域尚未開始采取措施。截至美國服務貿易總額已增長至1.9萬億美元，是中國服務貿易規模的近2倍，其服務貿易順差高達2933.3億美元，是全球最大的服務貿易順差國。

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的《關于中美經貿關系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顯示，美國是中國服務貿易最大逆差來源地，逆差規模總體呈現擴大趨勢，2023年為265.7億美元，占美國服務貿易順差總額的9.5%左右。

此前，通過“央行+中央匯金”中國版平準基金的果斷出手，加國家隊的集體護盤，關稅戰給資本市場帶來的沖擊已經基本穩住。

更多新的應對預案和新政策也已經開始醞釀。

4月9日下午，國務院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聽取對當前經濟形勢和下一步經濟工作的意見建議。

座談會強調，“面對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要實施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靠前發力推動既定政策盡快落地見效，根據形勢需要及時推出新的增量政策，以有力有效的政策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

座談會傳遞出的另一個清晰的信號是：內循環和擴內需，成為未來經濟工作的重點。

座談會強調，“要做大做強國內大循環，把擴大內需作為長期戰略”，并“希望廣大企業家厚植家國情懷，積極應變局促發展，做強做優做大企業。”

這是疫情結束后，公開報道中，國務院座談會為數不多地強調：“要做大做強國內大循環，把擴大內需作為長期戰略。”

在關稅戰全面升級的背景下，意味不言而喻。

需要承認的一個事實是，關稅戰已經脫離了單純的貿易范疇，演變成了經濟領域的全面開戰。中美之間事實上的“脫鉤斷鏈”，已經開始。

這一事實所帶來的沖擊，極有可能不是短期的。接下來，企業和個體該如何應對？政策將如何安排？

擺在政府、企業面前的兩大挑戰是：如何穩住經濟增長的基本盤，以及如何穩住市場對內循環式增長的信心。

新出海與新內需

根據機構測算，美國對中國的全面關稅政策，將對中國GDP造成的影響幅度約為0.6%～1%，若考慮到其他受到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的經濟體帶來的間接影響，大約拖累GDP為2個百分點。按照2024年中國經濟總量134.91萬億粗略測算，關稅戰將對中國GDP帶來8000億-2.7萬億的沖擊。

自2020年疫情以來，出海，成為諸多中國企業應對產能過剩、市場萎縮的主要策略，新能源汽車、機械制造、家電、消費電子、紡織服裝、文化娛樂等產業正是在出海過程中找到了第二增長曲線。眼下，隨著關稅戰的升級，出海之路受阻已成既定事實。

美國市場的關閉迫切需要中國企業找到其他海外市場來消化產能，這其中還要規避美國對一些國家的脅迫。這是緩解關稅戰對企業和產業層面沖擊的措施。

需要警惕的是，關稅戰打響后，應竭力避免與歐盟、東盟及周邊國家等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被動脫鉤。而這也正是特朗普希望通過關稅施壓和談判誘導達到的目的。如果關稅戰滑入這一趨勢，對中國而言，將是最糟糕的局面。

4月9日，歐盟成員國投票通過首輪對美關稅反制措施，將對一系列美國產品征收高達25%關稅，首輪將于4月15日生效。如果美國同意達成公平、平衡的談判結果，這些反制措施可以隨時停止。這是到目前為止，自中國之外，第一個明確對美國采取反制措施的經濟體。

情況很快出現搖擺。北京時間4月10日下午，歐盟外交官表示，歐盟考慮在4月15日暫停其針對美國關稅的應對措施90天。而在同日凌晨，特朗普宣布對那些對美國不采取報復的國家暫緩征收“對等關稅”90天，并將與這些國家就貿易、貿易壁壘、關稅、匯率操縱以及非貨幣性關稅等相關議題進行談判以尋求解決方案。

此舉意味著，美國在主動緩和與其他國家的緊張局面，同時縮小對中國的包圍圈。

4月8日、9日，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先后與歐盟、東盟經貿官員進行視頻通話，就共同應對美加征所謂“對等關稅”等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著眼長遠，中國更需要與歐洲及周邊國家盡快達成新貿易同盟，這既是為開拓海外新市場創造條件，更是提前布局關稅戰沖擊后構建新世界貿易格局的現實需要。

做大做強國內大循環，意味著中國需盡快釋放內需潛力。

中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建議，應盡快擇機實施有力度的降準降息，此外，尤其要通過大力度促消費來改善供需關系。具體舉措方面，或許可考慮再增加1萬億超長期特別國債，用于促消費，同時對中低收入群體采取各種補貼、增加收入、增加養老金等舉措。

與國務院座談會上“把擴大內需作為長期戰略”的表述相比，以往的財政操作手段，顯然已經不能匹配。簡單依靠提高赤字率、專項債、擴充財政預算等手段，并不能破解“做大做強國內大循環”的長期命題，且政策的邊際效應已經越來越明顯。

好在中國產業韌性強，可激發的要素潛力大。因此，應當趁此外患之際，及早推出長短搭配的財政措施，走在數據和預期之前，拉動有效需求。4月7日，關稅戰開打時，央行、金融監管總局、中央匯金等部門對股市的密集果斷出手的做法，堪為借鑒。

更重要的是，應趁此機會推出強有力的改革舉措，破除盤桓多年的要素障礙更為關鍵，這不僅有利于提振企業信心，創造市場機會，也更從根本上有利于促進形成統一、高效、勢能長遠的國內大市場。

李迅雷建議說，有必要進一步落實國民收入再分配改革，繼續發揮財稅改革對促消費的牽引作用。比如推進個稅改革，以家庭為單位征收綜合稅等。

中國能夠通過改革釋放的要素潛力遠不止收入分配和財稅體制。從根本上說，這是最應該堅定不移干好的自己的事。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來，這是一場沒有退路的戰爭。

關稅戰如同一片鋒利的犁鏵，正將全球貿易格局撕裂得溝壑縱橫。盡管尚有通過談判磋商解決分歧的概率，但世界已不可能再回到從前的樣子。

2025年4月1日，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會見了美國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會談中，王文濤指出，貿易戰損人不利己，中美雙方應堅持正確相處之道，通過平等對話尋求經貿問題的解決方案。達利歐表示，愿為美中關系發展作出貢獻。

這次會見24小時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對等關稅”行政令。關稅戰開啟。

達利歐在隨后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稱，“不要誤以為當前正在發生的一切主要只是關于關稅的問題。……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典型的全球貨幣、政治與地緣秩序的系統性瓦解。這類瓦解每一代人只會遇到一次，但在歷史上，它在類似不可持續的條件下曾多次上演。”

無論結果如何，世界貿易秩序和格局都將發生深刻改變。而這些改變，將重塑中國企業在全球經濟中的參與方式，個體在未來的生活方式。

或快或慢，或隱或現。影響終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