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平安資管提出戰略重組新方案，匯豐與大小股東又掀起了新一輪交鋒。在此背景下，匯豐發布了2023年第一季度業績報告。報告顯示，公司季度總收入為202億美元，同比增長63.93%，稅前利潤增加87億美元至128.86億美元。其中，亞洲業務表現依然搶眼。 

盡管業績在紙面上表現亮眼，但匯豐業務中仍然存在著不少隱憂。中國銀河國際證券業務發展董事羅尚沛在接受香港媒體的采訪時提及，匯豐一季度業績存在一定“水份”，主要來自減值回撥。匯豐的稅前利潤129億美元中，有21億美元為回撥出售法國零售銀行的減值，另有收購英國硅谷銀行的15億美元增益進賬。考慮到收購行為相對倉促，未來存在些許不確定性。 

這樣的觀點也印證了平安資管此前聲明中的“擔憂”。平安資管在針對匯豐問題的回應中指出，匯豐的業績有所改善，主要得益于多個一次性項目和利率上升的推動，沒有改變平安對其戰略和基本面上的憂慮。在平安資管看來，為從根本上提升匯豐的市場競爭力，助其改善業績、提升價值、把握亞洲機遇，匯豐有必要推動結構性的戰略重組改革。 

可以肯定的是，一季報的發布并沒有緩和外界及股東對匯豐的爭議。相反，隨著相關討論的持續發酵，匯豐在公司治理上所暴露問題令人擔憂。 

/ 01 /交鋒背后，匯豐董事會亞洲話語權缺失 

從去年4月開始，匯豐管理層與股東層面的交手已經長達一年之久。在這場漫長的爭議背后，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不論是匯豐的大股東還是小股東，都只能通過公開聲明和議案來表達觀點，而不是通過董事會等傳統渠道來討論公司經營問題。 

關于這個問題，我們或許能從匯豐的董事會成員中找到答案。從匯豐的董事會構成看，截至目前，匯豐董事會共有13位董事，其中3位執行董事，10位獨立董事。這些董事大都是歐美大型金融機構從業者，其中段小纓雖為華裔，但其主要職業背景為美國通用電氣高管。換句話說，目前匯豐董事會并沒有代表香港乃至亞洲業務的代表。 

業務層面卻又是另一番光景。一直以來，匯豐的亞洲業務在整體業務中，占據絕對優勢的重要利潤引擎。財報顯示，2022年公司實現除稅前利潤175億美元，其中137億美元來自亞洲地區，占比78.3%，而同期歐洲地區則發生了4.15億美元的虧損。今年一季度，匯豐亞洲業務延續了此前的優異表現。 

正因為如此，市場此前對其董事會結構是否體現亞太代表性有過質疑。對此匯豐控股回復稱，“董事會在考慮任命時非常重視多樣性，我們也在不斷尋求改進，包括在亞洲傳統代表方面。” 

匯豐控股表示，其目前董事會擁有良好的技能、經驗和代表性，包括在亞洲擁有數十年工作經驗的人以及亞裔成員。比如，杜嘉祺、祈耀年、鮑哲鈺等董事會成員曾在亞洲生活和工作過。 

今年3月，73歲的印度人莫佩娜被引入匯豐董事會。公開資料顯示，其曾出任摩根大通南亞及東南亞地區主席。加入摩根大通前，其于2001至2007年間擔任印度工業信貸投資銀行聯席常務董事，于2020年從摩根大通退休。盡管如此，但也有部分市場人士對莫佩娜被委任為匯豐董事表達了困惑，因其職業履歷與匯豐主要利潤來源（香港及大中華區域）不一致、年齡較高等，對其能否完成獨董履職，平衡管理層決策存在疑問。 

除了董事會話語權與業務利益分布不匹配外，匯豐董事會還存在著非執行董事占比過高、獨立董事的職責缺失等問題。 

一般來說，非執行董事往往可以起到對執行董事的監督和制衡作用，保證公司的利益和股東的利益一致性，也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的水平。但一旦非執行董事過多，可能也會導致管理層和董事會脫節，包括跨國公司的溝通成本協調成本比較高。 

此外，匯豐獨董在此次拆分沖突里的表現也令人失望。在匯豐的爭議里，平安拆分的提議也得到了不少中小股東的支持。公開資料顯示，不少中小股東自發成立了“匯豐小股東權益大聯盟”，甚至有股東代表直接在社交網絡上開設名為“分拆匯控關注組”的賬號，要求匯豐分拆。 

對于上市公司而言，獨立董事的價值不僅在于參與決策、監督制衡、專業咨詢，尤其要關注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而面對大股東的訴求和廣大中小股東的呼吁，匯豐的獨立董事卻沒有在此次事件中有任何表態。這與設立獨董的初衷相悖。可以說，在這場漫長的爭議中，匯豐董事會結構不合理、獨立董事的職責缺失等問題被進一步放大。

/ 02 /理順公司治理或為破局之道？ 

其實，匯豐在公司治理上暴露的問題并非全無解法。就拿匯豐董事會亞洲話語權缺失這事來說，選擇更合適的人選進入董事會本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答案。外界就在質疑，盡管早在2017年就成為了匯豐持股5%以上的重要股東，但平安一直未獲得匯豐的董事會席位。匯豐高層曾以“可能會有利益沖突”的避嫌理由而公開拒絕平安進入董事會。 

頗為打臉的是，一方面，2002年匯豐投資平安并成為其第一大股東，曾派駐3名非執行董事進入平安董事會，最終以凈賺約26億美元的豐厚回報實現退出；另一方面，目前匯豐的獨立董事大多有國際金融機構工作背景，其中Geraldine Buckingham曾長期擔任匯豐大股東貝萊德亞太區主席兼負責人和董事長高級顧問，此時匯豐所謂避嫌的理由卻又不存在了。 

大股東沒有董事會席位只能“隔空喊話”，中小股東的訴求不受正視卻求助無門，各種現象已經在市場引發了諸多反對之聲。香港西貢區議員方國珊就曾表示，支持平安在匯豐董事會占據一席之地，作為匯豐在中國內地擴張的“橋梁”。 

從這個角度上說，匯豐當年拒絕平安進入董事會，已經為其當下的爭議埋下了伏筆。如今，匯豐在公司治理上暴露的種種問題，不禁讓人為其感到惋惜。 

曾幾何時，匯豐公司治理和管理理念是國內金融業效仿和學習之范本。但如今的匯豐似乎深陷“環球金融、全球銀行”的執念。某市場人士表示，“以前市場視匯豐為學習榜樣，但近幾年來，發現其昔日光環不再，不再是從前的那個匯豐了。” 

一個直接的體現是，匯豐正在變得越來越封閉。面對平安提出的重組方案，匯豐試圖在5月5日召開的匯豐股東大會，為此話題畫上終結句號。在匯豐看來，假如長時間集中討論集團的結構，并非以股東、客戶或利益相關方的利益為依歸。 

匯豐通過關閉溝通窗口，來為拆分爭議劃上句號，實在令人難以茍同。一方面，這一做法實在難言對股東利益的尊重。對上市公司來說，核心在于持續為股東創造價值，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正如星巴克創始人霍華德?舒爾茨所說，作為一家上市公司，我們需要承擔對股東的責任。在經營過程中，管理層必須創造股東價值以此換得股東對公司決策的認可。在這個過程中，公司需要持續與股東進行溝通。此次匯豐簡單、粗暴的做法將無法做到股東利益最大化，進而影響投資人對公司發展的信心。 

另一方面，企業的發展是一個熵增的過程。在企業發展過程中，“熵”由低到高，逐步走向混亂，并使企業失去發展動力。近年來，匯豐業績持續低迷多少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在這種情況下，保持公司的開放性，是對抗熵增的一種重要手段。1998年，亞馬遜致股東信里就提出了一個概念——“反熵”，實際上就是通過組織活力來實現熵減。某種程度上說，此次平安所提的改革也是一種熵減體系，就是組織變化自發消除自身的熵增現象。 

客觀來說，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匯豐在經營、公司治理等方面都有著不少問題，加上國際地緣環境劇變、全球經濟金融周期換檔，匯豐已經行至變革的關鍵節點。在這個情況下，比起公司內部管理層主導的小修小補，引入強有力的外部力量并考慮戰略變革更有可能推動匯豐走出當下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