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老師形容他處理問題的方式，用語是：堅持原則，但不失靈活性。

     1999年，他正式踏上律師之路，20余年的漫漫征程，經過包括標的數百億在內的諸多精品案例的積淀，以及全球知名律所的平臺支撐，鑄就了他的“長袖善舞”，漸漸使其以善于統籌處理疑難、復雜法律事務“木秀”業內。

      如今人屆中年，回首來路，事業的舞臺越發寬廣，他的內心對于法律事業的那份認真和執著卻始終“沒有一絲絲改變”。尤其是，每當沉浸在疑難案件中時，他那“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勁頭就會充分展露出來。當別人都說，“可以了，就這樣了吧”，他卻總是愿意打破慣性思維，“往前多走一步”。而就是這多走的一步，常令一度撲朔迷離的案情走向，突然變得豁然開朗。

       還有，設立獎學金，為家鄉修路、建橋，幫村民培植果園發展生產，他對公益事業的熱心，同樣不曾改變。

他，就是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工會副主席、黨委副書記錢紅驥。

錢紅驥律師：堅持原則+靈活作為，共謀法治中國“新篇”

                                                                        文/ 彭川

     衣著樸素，談吐溫和，笑容親切，錢紅驥律師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個真誠、寬厚還略帶點南方口音的學者律師形象。

同事卻經常見到他的另一面：辦案時的極具魄力和作風硬朗。

     生活中，他經常買錯東西，網購時寫錯地址，只是并不怎么往心里去。工作時，卻連一個標點符號都會嚴格審核，對精準之美近乎有著一種極致的追求。他說，“因為它們極有可能影響到案件的最終走向”。

     有人說，律師，是勇敢者的職業。

     他表示，“新中國法治事業恢復重建短短數十年，立法上的缺陷和執法中的漏洞不可避免，法治中國建設需要經歷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因此，作為律師，在嚴格堅守法律底線的前提下，應當大膽、靈活和積極地窮盡一切可能的辦法，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并嘗試合理地拓展律師的作為‘邊界'，哪怕需要為此冒一點風險。”

     日前，“The Legal 500”2021榜單公布，錢紅驥入選了“房地產與建筑工程”推薦律師名單。他微笑著淡然地表示，“我從事的主要是并購重組方面的法律業務，近幾年承辦了不少房地產與建筑工程領域的案子，或許做得還行，也感謝有關方面的認可。”

    學法律的理科生

    錢紅驥進入律師行業有著一定的偶然性。

他出生在貴州的一個小山村。高中學理科的他1994年被提前批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專業錄取。“那時我對法律這個專業并沒有太深的認知，學校以往的畢業生大多進了公檢法系統，做了公務員，而我對此也不怎么感興趣。”錢紅驥回憶，后來了解到學法律還可以做律師，而律師這份職業則相對自由，個人能力也能得到較大的發揮，“這一點倒是對我有著一定的吸引力”。

      應該是大一的下學期，被業界譽為“中國刑辯第一人”的田文昌律師受邀到學校做演講，因為是名人，錢紅驥也到場聆聽。

  “這次演講，對我觸動很深。”錢紅驥說。

     他依稀記得，田文昌的講座，融入了他自己的執業經歷，極富感染力和說服力。“田老師在講座中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息，即做律師只要你足夠優秀，不僅收入可觀，還可以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也就是說‘月亮'和‘六便士'可以兼得。聽完講座，我當時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長期縈繞在心頭的陰霾被一掃而光，也由此堅定了自己的職業選擇。”

      在那次的講座中，田文昌還告誡在場的學生，學校生活是掌握專業知識的黃金時間，大家一定要把握機會，努力夯實基礎，將來做一個依靠專業制勝的律師，而不是依靠關系和勾兌等“旁門左道”。

  “自那以后，我不僅堅定了將來要做律師的決心，并且，沉下心來開始了踏踏實實的學習。第一學年，我的學習成績一般，但之后三年的獎學金，我都拿到了。”錢紅驥說。

     畢業后，他的律師生涯起步也非常順利。

     他1998年畢業，1999年獲得律師從業資格，隨即在一家小型律所開始正式執業。從實習律師到晉升為合伙人，也就用了大約兩年時間。“事實上，一年多后我就開始獨立承接業務了，全年代理的案件可能得在100件以上。”

     和大部分初入行的律師一樣，錢紅驥也經歷過什么業務都接的“萬金油”律師階段。然而，隨著客戶群體的擴大，時代的變遷，客戶的需求也變得越來越豐富和專業。“作為一家小型所，我們漸漸發現，客戶的一些需求我們滿足不了了，客戶在選擇律師時越來越看重律所的品牌和知名度……我們需要更高的平臺。”錢紅驥說。

      就在這時，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向他們伸出了橄欖枝。

      北京市大成律師事務所成立于1992年，是中國成立最早、規模最大的合伙制律師事務所之一。不過，2002年時，大成曾短暫地掉出中國律師業第一方陣。2004年4月1日，王忠德正式出任大成管委會主任，作為專職管理合伙人，在他的帶領下，大成的改革由此拉開序幕。

      錢紅驥也是2004年與其此前的同事整建制加入的大成。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轉眼十幾年過去，如今的大成，全球執業律師超過10000名，是全球人數規模最大的律所之一，律所的總創收也已躋身全球前十。錢紅驥的事業也“水漲船高”，有了更大的發展。當然，律師和律所是相互成就的關系，作為大成的高級合伙人、工會副主席和黨委副書記，大成這些年的高速發展，離不開錢紅驥的共同努力。

      2004年，錢紅驥入讀北京大學法學院，研修了法學碩士學位。

     善于統籌處理疑難復雜問題

    上大學時，老師曾給過錢紅驥一個評價：處理問題堅持原則，但不失靈活性。在20多年的執業生涯中，他的這一特性被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錢紅驥承辦過的眾多案子中，有這樣一個案子不得不提。

      L先生是一位民企老板，名下有幾家公司，且經營得都不錯。2009年，在基金合伙人的建議下，他決定帶公司赴香港借殼上市。由于對資本運作一無所知，于是便將上市事宜全權交由基金合伙人具體負責，基金合伙人后來又引入了一位熟悉香港資本運作的中間人，共同運作上市。出于對基金合伙人是利益共同體的“自己人”的信任，L先生對整個上市運作過程幾乎未作干預，完全是“聽命行事”。未曾想，卻就此掉進了一個由資本駭客精心布置的“陷阱”。直到臨近上市“敲鐘”的那一刻，L先生才看到完整的重組上市方案，這才發現自己被騙了，因為按照這一方案，自己將失去對企業的控制權。于是，他果斷地單方面終止了上市進程。代價便是一場不期而至的牢獄之災。2009年10月15日，L先生在機場被捕。2010年2月10日，Z市人民檢察院以L先生涉嫌合同詐騙罪為由，向該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捕前，L先生曾兩度帶隊赴港談判，欲調整股份分配方案，均遭到了拒絕。

      錢紅驥接手這一案件時，已是大半年以后，當時的形勢對L先生極為不利。一者，為運作上市，中間人曾向L先生名下的A公司增資3782萬元，由此獲得了該公司的控股權，后來L先生不僅單方面終止了上市，也沒有配合完成公司的重新注冊和法定代表人的更換，檢察院因此認定，L先生確有犯罪嫌疑。二者，這個案子當時省里的主要領導已經簽字，“翻案”難度可想而知。最后，從周圍相關人員的反應來看，大家普遍認定，至少得判十年以上，甚至是無期徒刑。

      了解基本案情后，錢紅驥和團隊成員首先在內部進行了探討，大家也都認為，情況不容樂觀，尤其是在中國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想做無罪辯護太難了。但錢紅驥始終相信，空間是有的，不過他并沒有急著下結論。

      隨后，他飛赴香港展開調查，試圖還原整個上市過程。經過充分調查和精密的推演，他確信，L先生是無罪的。“該案有兩個關鍵點，一是中間人確有增資，但股權也確已轉至其名下，法律上已屬于中間人；二是證據顯示，這次交易并不存在估值虛高問題，股價是合理的。”錢紅驥表示，種種跡象均表明，L先生的真實目的就是上市，并非誘騙中間人入資，拒絕配合上市只因對股權分配結果不滿意，未能配合完成管理權的移交則主要是出于及時止損等考慮，這屬于典型的經濟糾紛，絕非詐騙。

       錢紅驥當即拍板：做無罪辯護。

       然而，想易做難。雖然對該案的定性錢紅驥很有信心，但在具體推進的過程中還是受到了諸多包括案外因素的影響，致使審理進程一拖再拖。

       面對困境，錢紅驥沒有退縮，并且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驗證了那句話：“律師，是勇敢者的職業。”出于需要，他主動找公安局長談判，找主訴檢察官溝通，“我并沒有顧忌太多，因為我相信，我們的目的是一致的，即還原事實真相。”雖然溝通的過程并不算順暢，不過，主審法官還是堅持了原則，沒有立即定罪。

       后來，法院決定召開專家論證會。得知這一消息時，錢紅驥人在S市，“我知道，這次專家論證的結果非常關鍵”。于是，他與人連夜驅車八九個小時趕赴Z市。“通常專家是樂意聽到全面情況的，因為有助于其作出更正確的判斷”。見到其中一位翌日要參加論證的專家后，錢紅驥只向其強調了兩個事實：一是股權已登記在中間人名下，二是第三方審計報告顯示估值合理。事后證實，這次溝通非常及時。論證會的結果是，專家們認定：無罪。

      不過，該案并未就此終結，而是逐級上報到了省高院直至最高院。最后，最高院的批復也是：無罪。

      得知最高院的批復后，為盡快幫L先生從羈押中解脫，錢紅驥再次主動找到法院，同時找到公安部門溝通，并承諾，只要撤案，L先生可以放棄索要賠償。

       功夫不負苦心人。經過巨大的努力，在被羈押整整27個月后，公安局撤案，L先生終于重獲自由。

在L先生被羈押的同時，他的公司銀行賬戶被凍結，也陷入了極大的困境。這時，與其短暫合作后的某鋼鐵集團表現出了收購的意愿。不過，隨之而來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是：L先生正官司纏身，如何把并購中涉及的一系列“法律問題”轉換成“經濟問題”，并通過交易結構的搭建來盡量規避這些風險？

     這個考驗也落到了錢紅驥的肩上。

     首先，錢紅驥召集第三方機構對企業進行了估值。其次，他承諾用L先生持有的公司股權來為并購作風險擔保，并提前“約定”了刑事案件解決好后釋放股權、對關聯企業的欠款問題解決好后釋放股權等具體安排。

      某鋼的意愿是，收購公司51%的股權，前提是關聯公司必須先行退出。2008年，L先生的公司曾接受過1億元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公司持有大約18%的股權。并且，雙方簽有3年對賭協議，承諾給基金公司的利潤回報大約是每年1200萬元。“當時對賭期已過，按理，L先生的公司應當回購這部分股份，并支付承諾的回報。”錢紅驥說。

      不過，很顯然，資金被凍結，L先生的公司無力回購這部分股權，交易“卡殼”了。

      就在這進退維谷之際，錢紅驥提出了一個創新性的交易結構，巧妙地化解了難題。首先，他與某鋼簽訂了一份附條件的股權收購協議，即L先生的公司與基金公司簽訂退出協議后，該附條件合同正式生效。并且，雙方約定時間為一個月，因為時間拖長了，企業估值可能發生變化。隨后，他又找到基金公司談判。“我們的整個交流都非常坦誠。我對他們說，L先生公司的現狀你們很清楚，現在讓某鋼進來是唯一的選擇，而某鋼只有一個要求，就是你們退出。另外，股權回購款要高了顯然也不現實。”錢紅驥說。最終在很短的時間內，股權的回購以8500萬的價格成交。接著，用L先生一方持有的49％的股權作為擔保，某鋼先行支付了基金公司股權的回購款，基金公司正式退出，L先生公司與某鋼的股權收購協議也隨之生效。

     經過前后半年多的努力，股權交易最終順利完成。

     錢紅驥說，“和基金公司談判的結果，我心里是有底的。它們是一家投資機構，算的是經濟賬，不是個人恩怨。它們知道，一個月內某鋼不進來，結果只能是魚死網破，兩敗俱傷，它們面前的選擇其實是一條單行線。另外，最終回購價格一定會與它們期望的有差距，因為某鋼也希望能夠有人一起分擔部分風險。”

     并購完成后，錢紅驥又奔赴香港，處理了中間人股權回購等后續問題。

     這件案子在當年曾轟動一時，受到多方媒體的關注，還獲得了2012 年 ALB 年度重組案例提名。

   “對企業而言，這個教訓是慘重的。”錢紅驥感嘆道。它反映的是中國民營企業上市渠道不暢，海外上市之道被硬性堵塞，最后因旁門左道引發各類糾紛和法律風險的問題。

      20多年來，錢紅驥承辦過諸多標的數百億的大案，一系列廣受關注的復雜和疑難案件，還作為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公司的專項顧問律師，全程參與了第一批14 家風險券商的破產清算。由此，不僅開辟了新的業務領域，而且，得到系統的鍛煉。

   愿意比別人“多走一步”

   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中有一句名言：“從來如此，便對嗎？”

   生活中我們總能看到一種現象：當絕大多數人都認定某件事情為既定事實時，通常人們的習慣是，不再去深究或者質疑它；還有，當某項工作推進到某個程度，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可以了，就這樣了吧”時，許多人便會就此習慣性地將它放下。可是，工作中的錢紅驥很多時候卻愿意打破這種“慣性”或者說打破某些“約定俗成”的東西，繼續“往前多走一步”。而就是這多走的一步，常令一度撲朔迷離的案情走向，突然變得豁然開朗。

    2020年，錢紅驥接手過這樣一個案子。

    B兩家企業共同持股C公司，后因對內部管理存在爭議等一些原因打起了官司，纏訴了好幾年。A公司還曾被法院凍結所持C公司的股權。此外，C公司的高管曾以公司名義向B公司借款，出問題后，B公司要求作為持股股東的A公司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據錢紅驥回憶，A公司找到他時，幾家公司之間已經生效的判決、正在進行的仲裁均有好幾個，“剪不斷理還亂”，幾乎已經亂成一鍋粥。

  “對于結果，包括客戶自己，大家都不怎么樂觀。”錢紅驥說。

接手案件后，他沒有急著下結論，首先對案情進行了細致的梳理，最終在紛繁復雜的法律事實和法律關系中敏銳地發現了還存在另外一條路徑：A公司對外簽的是承包經營合同，也就意味著另一方的經營活動屬于自負盈虧。“合同中有明確的細節可以佐證這一點，比如，A公司約定無論盈虧，對方只需上繳固定的費用即可。”錢紅驥說。并且，合同還明確約定，如果對方以公司名義負債融資，必須經由A公司同意，否則責任自負。同時，錢紅驥找來第三方審計機構對C公司在合作期間的整體業務進行了階段性審計，一般而言審計機構做的是年度或季度審計，做階段性審計屬于創新之舉。審計后得出的結論是：虧損。隨后，錢紅驥立即拿著審計報告和相關協議，申請了新的仲裁。

      由于打在了“七寸”上，之前的種種糾纏不清似乎瞬間被“釜底抽薪”，案情的走勢也“峰回路轉”——兩家公司最終達成和解，對方放棄了索賠，并且，雙方還協商了一個相對合理的價格，由A公司回購了對方手中的股權。

     前后大概用了一年多的時間，該案圓滿收官。

     錢紅驥還代理過這樣一個案子。

    當年遼寧證券進入破產清算程序后，最高院直接將其關聯企業也一并納入了“三暫緩”范疇，即案件暫緩受理，已經受理的暫緩審理，已經進入執行程序的暫緩執行。錢紅驥的客戶與其中的一家對外宣稱是遼寧證券下屬企業的公司存在經濟往來，正欲向其追回此前投資的本金和由該下屬企業承諾的收益，一旦列入“三暫緩”范疇，追回這筆錢恐怕將變得遙遙無期。“當時，白紙黑字，最高院的名單上確實有這家下屬企業的名字，因此，大家都說，等著破產分配吧，能拿回多少是多少。可是，我總覺得不能過早下定論。”錢紅驥說。

     隨后，他沉下心去對案情和相關的法律關系等進行系統梳理。憑借自己曾為證券公司做過法律顧問的經驗，他知道，證券公司讓部門負責人或其他人去注冊公司，內部當作下屬企業管理，法律上其實沒有任何關系，這種現象很普遍。于是，決定查一下這家所謂下屬企業的股權歸屬。那已是十幾年前，信息查詢不便，錢紅驥便專門又跑了一趟沈陽，到當地工商局查詢了該企業的背景，果然，它的股東是幾個自然人，并非遼寧證券。

    隨后，錢紅驥向相關部門遞交了最新的情況，闡明這家所謂的下屬企業和遼寧證券其實并沒有法律意義上的“關聯”，應當從關聯企業的名單中剔除。大約兩星期后，案件恢復審理。不久，錢紅驥不僅成功幫助客戶拿回了本金，還拿到了當初承諾的收益。

     就是這樣，錢紅驥經常是在別人“接受現實，等待結果”的時候，“多走一步”，而恰恰就是這一步，加上他的專業支撐和對細節的敏銳把控，常使得案件在他的代理下迎來“大逆轉”。“律師，需要這種執著。很多時候，看似前方無路，其實只是未被發現而已，自己首先不能用局限性的認知把自己的腳步給禁錮住了。這也是我們對客戶、對法律負責，應該具備的一種態度。”他說。

     類似的案例，錢紅驥還有很多。

     當然，錢紅驥也有“少走一步”的時候。有時，別人找他幫忙打官司，他一看材料，知道還有比訴訟更好的選擇，可能就會把案子“推出去”。“這種情況沒有必要請律師，給他一些指導意見就可以了。”他說，玩弄法律技巧獲取不應有的勝利，不是自己的價值追求。

      也因此，錢紅驥收獲了一個令自己深感欣慰的回報：許多客戶都是長期合作關系，甚至曾主動提出要加律師費。他說，“合作的年頭久了，整個行業的律師費已經水漲船高，但我們對老客戶從不輕易加價。某種程度上，我們很感激這些老客戶，曾經是他們給了我們機會，伴隨著我們一同成長。”

     長期熱心公益

     愛打高爾夫、騎行、踢球，錢紅驥是個熱愛生活的人，愿意到集體中去生活。他也是“大成杯”籃球賽、足球賽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文化是一個律所的核心凝聚力，我們希望每個人在大成都能找到歸屬感，找到家的溫暖。”

    他還長期熱心公益。

    2010 年個人出資40 萬元建設遵義老區水壩橋，并于 2013 年建成通車。2014 年作為主要捐助人發起設立“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勵志獎學金”。2019 年發起并參與了北京貴州企業商會主辦的“關注貧困·關愛生命”微笑貴州唇腭裂慈善活動，目前已有數百人得到幫助。2020 年發起“大成律師支持鄉村振興公益活動”，捐資 40 萬元為遵義革命老區修建產業路和捐贈果樹苗，推動老區脫貧致富。此外，還曾為南方水災，汶川、玉樹地震等災情地區捐款捐物。并在 2020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捐款用于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在未來的日子里，如果說還有什么心愿的話，就是希望能有機會把自己的專長和公益事業結合起來，找到那么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搭建一個公益平臺，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兒。”錢紅驥說。

     作為律師，錢紅驥關注法治中國建設，關心年輕后學的成長。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到來，給諸多行業帶來嚴重沖擊，對法律服務業同樣影響深遠。“很顯然，疫情期間線上交流更多了，要求律師適應這種變化。它也提示我們，未來律師群體需要更多地適應和主動擁抱這種新技術的應用。另外，疫情期間，并購重組、糾紛的增多導致了法律服務需求的增加，但企業的付費能力在下降。對律師業而言，就必須調整人才結構，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才成本來適應這種變化。”

     至于年輕律師，錢紅驥希望他們，專業能力過硬，堅守職業操守，還有就是不要墨守成規，“做律師，最起碼應當做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而要成為一名優秀律師，則不應過于拘謹，墨守成規，而應充分挖掘法律規范允許的空間，靈活運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維護當事人正當的權益和法律的正確實施。”他說。

    【人物簡介】

     錢紅驥，大成律師事務所北京辦公室高級合伙人，工會副主席、黨委副書記。曾任大成 DENTONS 全球董事局董事、中國區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區董事局董事、中國區管理委員會委員、北京總部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

    專長領域：并購、重組，企業危機處理，重大投資并購爭議解決，破產清算、重整，外商直接投資。

    社會職務：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東城區第一屆律師代表大會代表、北京青年商會第四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學院法律碩士生導師、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六年制法學實驗班導師、北京貴州企業商會常務副會長、北京遵義商會監事長、遵義仲裁委員會第二屆仲裁員、中國生物科技服務控股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和泓服務集團獨立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