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彭川

劉立慧于2011年6月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后入職高校，2014年7月開始兼職律師的執業，2015年10月出版專著《新犯罪論綱要》，2016年11月北京市教師職務專業學術評議委員會評定其職務為法學副教授。2019年3月在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轉為專職律師后，他依舊保持著對法律實踐的學術思考。法學理論只有經過實踐的檢驗，不斷修正、完善，才具有生命力，也才能更好地指導法律實踐。在法律實踐中堅持對犯罪論的完善，正是劉立慧的夢想所在。

執業之初就覺得律師是個好職業

2020年是劉立慧律師與法律結緣的第二十個年頭。

他于2000年來到北京，開始法律的學習。2007年，碩士研究生在讀期間他通過了國家司法考試，不過，并沒有立即參加工作，而是繼續讀博士研究生。2011年博士畢業后，他進入北京吉利大學當了一名老師。

他開始兼職律師，也是考慮教學的需要。劉立慧回憶說，在教學過程中，經常會有同學問到他法律實務方面的問題， “我感覺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從理論到理論，很可能脫離實際，于是，2013年申請到律所兼職實習。”2014年7月1日，他以兼職律師的身份開始執業。

對自己獨立代理的第一起案件，劉立慧至今記憶猶新。一天，一位多年未見的本科同學打來電話說自己一個親戚受了工傷，請他介紹一位律師。劉立慧說，我就是律師，同學問，你能辦嗎?他答，可以。于是，這位同學的親戚便將案子委托給了他。綜合分析后確定了先爭取雙方和解，后考慮仲裁、訴訟的解決方案。于是劉立慧找到包工頭溝通，非常耐心、不急不躁，很專業地將相關法律規定詳細地解釋給對方聽，對方非常配合，也愿意賠錢，只是對于賠償金額存在爭議。他便帶著自己當事人做了工傷認定及傷殘等級的評定，然后根據傷殘等級確定了賠償金額，包工頭認可該賠償金額并很快按該金額支付了賠償。當事人在最短的時間內拿到了賠償，千恩萬謝，之后逢年過節還能收到他家人的祝福短信。

“這個案子相對簡單，但對我的律師職業生涯影響很大。一個是信任，一個是成就感。信任贏得案源，成就感激勵自己堅持執業。當時就想，律師是個好職業。”劉立慧感嘆道。這是劉立慧承辦的第一個案子，卻已充分展現出他的工作風格：專業，沉穩和內在的人文情懷。

從兼職律師轉變為專職律師

2019年，工作了八年時光的北京吉利大學要搬遷至成都辦學，不舍得也不方便離開北京的劉立慧便以此為契機，憑借深厚的理論學養，開啟了自己學者型律師的職業生涯。

他說，2000年剛來北京上學時，自己就被北京濃厚的文化氛圍深深地吸引，當時就希望能夠留在北京發展，之后為此做了很多的努力甚至犧牲。所以，當學校確定搬遷時，他便主動遞交了辭呈。而且，此前已做了幾年兼職律師，有了一定的經驗積累，自己也很想換個環境，感受一下人生路上新的風景。

從高校教師到專職律師，劉立慧的身份轉換比較順暢。多年的研究和教學經歷，為他從事律師職業積淀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和熟練的職業技能。比如，律師執業中，寫作是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各種申請書、辯護詞的寫作，都離不開謀篇布局、離不開法律關系和邏輯關系的清晰把握，這在之前的研究和教學中均得到了很好地鍛煉，可以說是“駕輕就熟”，再就是案件分析、信息檢索等能力，也都是通用的能力。

當然，和任何一位轉型的職場人士一樣，也經歷了半年左右的調整期。其中最不容易的是觀念和心態的調整。

研究中國的問題，形成中國的理論

作為一名學者型律師，“依托中國實踐，總結中國經驗，提煉中國概念，形成中國理論”是劉立慧前行路上永遠的北極星，指引著他對犯罪論的探索。

時光回溯到大學時代。讀本科時，劉立慧剛一接觸，就被刑法學尤其是犯罪論部分深深地吸引了。他說：“當年我們的刑法學老師就鼓勵我們多讀書，要做原創性研究，令我深受觸動。”之后，他便開始了對犯罪論體系的思考和探索，并琢磨著寫點東西，最好是一本專著來闡述自己的觀點。

2015-2016年度，他以國內訪問學者身份赴北京大學法學院深造，完整參加了該年度刑法學博士研究生的課程，聆聽了儲槐植老師、陳興良老師等北京大學法學院諸位風采各異的刑法學大咖的授課，受益匪淺。他還完整地聆聽了陳瑞華教授一學期刑事訴訟法碩士研究生的課程，對陳教授指出的法學研究的第三條道路：“從經驗到理論的法學研究”深有感觸。 “我甚至覺得，真正的法學研究就應當如此。”劉立慧說，西方理論固然值得研究和學習，但中國問題應當成為中國人自己研究的重心。

初到北京大學做訪問學者時，劉立慧的《新犯罪論綱要》已經完成了大部分，通過訪學期間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的學習，尤其是通過向諸位老師、博士研究生廣泛的請教和交流，拓展了他對一些問題思考的廣度和深度。十余年磨一劍。在即將結束北大訪學行程的時候，他收獲了人生中一項重要的成果，即《新犯罪論綱要》成功出版，并斬獲了北京大學“科研成果獎”。以該專著為代表作，2016年11月北京市教師職務專業學術評議委員會評定其職務為法學副教授。

從本科生到研究生，再到教師和訪問學者，可以看出，刑法學犯罪論始終是劉立慧的“主陣地”。

為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而奮斗

刑法關乎人的財產、自由乃至生命，同一個案件，不同的辯護，可能產生完全不一樣的結果，極具挑戰性，如果能為當事人爭取到罪輕尤其是無罪判決，對律師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成功。一直以來，劉立慧始終像做學問一樣把每個案件做到深入，透徹。

“刑辯律師的第一思維是無罪思維。只有窮盡各種辦法，發現依舊沒有無罪空間，才應考慮定罪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他說，“當然，如果被控的罪名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就應選擇認罪認罰，爭取最大程度的從寬處罰。”

最近劉立慧代理了一個二審案件。凌晨四點，凡某某在高速公路上朝出京方向在最內側行車道駕駛重型自卸貨車時，撞上了從路中間隔離帶走出來的陳某某(患有老年癡呆癥)，陳某某當場死亡，凡某某后駕車逃離。一審法院判決凡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二審委托劉立慧代理，他堅持做無罪辯護。二審改判凡某某一年有期徒刑。“雖然家屬對這一結果非常滿意，但我總覺得有些遺憾。這個案子實質上是意外事件后逃離，凡某某對陳某某的死亡最多負次要責任，而且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不能作為入罪情節，所以凡某某的行為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交通肇事罪，應無罪。”劉立慧說，這其中不是一年、三年“量”的差異，而是交通肇事罪是否成立的“質”的區別。

采訪中，劉立慧并不避諱自己承辦的并不算成功的案子，只是談及原因，言語中多少透著些許無奈。

在其近期代理的一起涉“套路貸”案件中，丁某某等人運營的網貸APP，主要發放1500元的借款，放款時扣除平臺管理費450元，期限7天，期滿償還1510元;對逾期不還的借款人，催收組用短信、電話的方式進行催收。其實就是將線下高利貸搬到了手機上。后來，檢察機關指控丁某某等24人涉嫌詐騙罪、尋釁滋事罪且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

劉立慧說，可以看出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均遵守該省的相關紀要，奉行如后的邏輯：只要有套路，就是“套路貸”，只要是“套路貸”，就構成詐騙罪。事實上將原本高利貸的一般模式定位為“套路貸”的套路。所謂的“套路貸”，并非一個刑法的罪名，而是一類、一系列行為的統稱，而評價是否成立詐騙罪的標準是而且只能是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在他代理的這起案件中，借款人尤其是兩次(含)以上貸款的人很清楚該網貸APP的規則，平臺也是真實地支付了借款，很顯然，該案行為不符合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構成要件要素，不應認定為詐騙罪。另外，也沒有任何客觀證據證明，本案中的網貸APP平臺進行了檢察機關指控的短信轟炸，發送過侮辱性短信和圖片，但一審法院認定了該事實。作為第一被告人的第一辯護人，劉立慧在法庭上展開了充分的辯護，其工作的細致也得到了承辦法官的認可，遺憾的是，一審法院最終還是判決指控罪名成立。

劉立慧感慨地表示，結果雖然遺憾，但該案中透露出的一些現象更令人憂心。在掃黑除惡斗爭中，基層普遍存在設定考核指標的現象，未能真正做到不偏不倚、不枉不縱，從而存在未能踐行“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這一莊嚴承諾的現象。還有一點令人擔心的是，沒有立法法根據的省的紀要其實架空了刑法，法院真正依據的不是刑法，而是該省的紀要。這有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

從具體的法律實踐中，感悟、提煉法學問題，展開法學思考，是劉立慧的學者本色，但在法律實務中，他雖然保持著學者氣，卻并沒有“學究氣”“書呆子氣”。

劉立慧說，我雖然投入不少時間和精力思考法學問題，特別是犯罪論的問題，但是，代理具體案件的時候，會明確要求自己從事實和證據出發，辯護詞及有關材料的表述均“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來要求自己，或者有明確的法律根據或者有該案事實上的根據，而不會從理論出發。比如，在辯護詞的寫作中，或者避免犯罪論的爭議，或者根據案情、法官的知識背景來確定使用哪種犯罪論體系。他說，“這是學者與律師的根本差異，學者需要維護自己提倡的理論體系的邏輯一致性，不能動輒改弦更張;而律師需要盡最大努力去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這就需要根據案情的不同，選擇最有利的法條、最有利的理論、最有利的類案，在不同的案件里使用不同的理論，反而是很正常的事情。”

受人之托，當忠人之事

在律師素養提升的道路上，對劉立慧影響最大的一句話是“受人之托，當忠人之事。”他也一直用這句話來要求自己。

他說，當事人及其家屬選擇律師，自然是基于信任，作為律師就應該努力，以對得起這份信任。一旦接受委托，就必須全力以赴地為當事人爭取最大程度的合法權益，這也是律師法和職業道德的要求。

在劉立慧眼中，一位優秀的刑辯律師，應當是務實地最大程度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并贏得委托人認可的律師。務實，是從中國刑法、司法實務等的實際出發，而非單純從中國刑法出發，更不是從理論出發。

在他看來，一名合格的刑辯律師，應當具備以下基本能力和素養。

首先，熟悉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這兩部法律是刑事實務的大本大源，需要熟悉。至少做到需要的時候可以很快檢索到自己需要的內容。

其次，熟悉案情并認真準備各種材料尤其是庭審材料。庭審是庭前準備的成果展示，而非成果的生成過程。(1)熟悉案情。充分會見、必要的調查都是熟悉案情的途徑。如果有案發現場的話，應去案發現場對情況進行核實。之前他代理過的一起故意傷害案，正是因為從案發現場拍攝的照片中抓住了一個關鍵細節，即晚上11點多時的案發現場極其昏暗，進而提出了過失致人重傷的辯護意見。最終，一審法院判處被告人過失致人重傷罪，三年有期徒刑，緩刑四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帶著問題閱讀案卷。對他而言，就是以形式違法、實質違法、刑事責任三階層犯罪論體系為指引，認真閱卷并做好閱卷筆錄，具體而言，就是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從輕、減輕、免除處罰為目標來閱卷并提取案卷材料。(3)開庭之前準備好開庭需要的各種材料。庭審一般都會出現一些變化，不過，在之前準備的基礎上微調即可。

最后，撰寫高質量辯護詞及各種材料的能力。辦案過程中，盡管會與司法人員口頭溝通，但更多的是借助文字來溝通。這就要求律師具備撰寫高質量辯護詞及各種材料的能力。

除此之外，像與委托人溝通的能力、可視化書面表達能力等，也都是律師非常重要的能力。

談及未來人生和事業規劃，劉立慧的回答簡短、樸實。他說，希望每年代理六個左右的刑事案件，把每個案子做精做細，爭取都做出效果來。其他時間繼續完善形式違法、實質違法、責任三階層犯罪論，將其進一步細化和深化。再者，就是留出時間陪陪家人、孩子。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刑辯事業中堅持對相冾互適中國刑法、刑事訴訟法的犯罪論的探索，是他心中所追尋的“詩和遠方”。而在他的面前，法治中國的宏偉藍圖正如浩瀚的蒼穹，壯闊高遠，無限美好。

【拓展閱讀】

犯罪論體系：刑法學皇冠上的明珠

有觀點認為，犯罪論體系是認定犯罪的一套識別系統或檢驗程序。自其誕生以來，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刑法學人投入畢生精力前赴后繼地去鉆研。因此，有人說，犯罪論體系是刑法學這頂皇冠上的明珠。

世界上主要存在三種不同的犯罪論體系，以德國為代表的三(二)階層犯罪論體系，以英、美為代表的雙階層犯罪論體系和以前蘇聯為代表的四要件體系。劉立慧于2001年開始學習犯罪論四要件理論，一個突出的感受是有很多疑惑該理論解答不了。2003年，他接觸了三階層犯罪論體系，隨即被該體系論理的透徹性、深刻性折服，只是他發現，該理論體系也有些“水土不服”，即無法充分與中國刑法、中國刑事訴訟法相洽互適。他由此認為：中國需要與中國刑法、中國刑事訴訟法相洽互適，乃至與中國社會生活相洽互適的犯罪論。之后，他便開始了對新犯罪論體系的自覺探索。

基于中國刑法，劉立慧在《新犯罪論綱要》一書中提出了否定性、危害性、責任性三階層犯罪論體系，后考慮到與既有學術系統的相容性，修改為形式違法、實質違法、刑事責任三階層犯罪論體系。該體系認為犯罪是行為人對其具有形式違法、實質違法的行為負刑事責任的刑法評價。該體系堅持行為違法、行為人責任原則，形式違法、實質違法是對行為的刑法評價，責任是對行為人的評價。行為人就具有形式違法、實質違法的行為負刑事責任時，行為人才成立犯罪。

他表示，就區分形式違法、實質違法的合理性，德國著名刑法學家克勞斯·羅克辛教授的觀點可以佐證，即“形式的違法性，不允許提高等級，也不允許在數量上進行區分。一個一萬馬克的盜竊，在形式意義上并不比一個10馬克的盜竊有更大的違法性，因為在這兩個案件中都同樣違反了第242條。同樣，謀殺罪的形式違法性，作為一種對禁止性規范的違反，與盜竊罪的違法性并沒有什么不同。相反，一個盜竊一萬馬克的實質性不法，超過一種偷竊10馬克的實質性不法的1000倍。同樣，就像一個殺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大地超過一個盜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并且，與之相比屬于完全不同的性質一樣。”

和諸多提出犯罪論方案的學者一樣，劉立慧也認為，形式違法、實質違法、責任三階層犯罪論或許是當前最相冾互適中國刑法、刑事訴訟法的犯罪論方案。同時他也表示，“當然，我更多的是為學界提供了一個新選項，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學界接受，那不是我個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我能做的，就是繼續思考，將該理論進一步細化，并與實務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