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中國奇跡”

上周，我接受了日本朝日新聞社廣州分社社長益滿雄一郎先生的采訪。益滿先生正撰寫一系列關于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報道。采訪我主要是因為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深圳人。深圳這座城市正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是中國經濟奇跡的縮影。他們認為我是最能夠感知深圳的變化的人之一。

年 12 月 18 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開端。中國政府的關注度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一時期，我國經濟體制的論調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市場的概念開始逐步興起。1979年3月中央和廣東省決定把寶安縣改為深圳市。1979年12月，我就在這個新誕生的城市深圳出生。這里的人們幾乎都是務農為生，我們也不例外。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在深圳設置經濟特區。

確實，我與深圳一同成長，我見證了這一切。讀書的時候，我已經感覺到深圳發展真快！但后來發現，原來不僅僅快，而是快得被稱為“世界的奇跡”，世界上再也找不到這樣的案例。原來我們都走了狗屎運，被硬扯上“改革開放”這一趟高速列車。

“深圳”在我們小時候的記憶中，特指“羅湖”這一小片地方。我們經常聽到大人們說“去深圳看電影”，意思其實就是騎單車去羅湖看電影。我出生成長的福田是當時是名副其實的鄉郊地區、大農村。我就是農村長大孩子，光著腳在田地里玩耍長大。40年以來，我都生活居住在同一個地方——福田河流經的中心公園一帶，未曾搬離。地還是那片地，天空還是那片天空，而當時的農村現在已經是國際最繁華的大都市之一。短短40年間，完成了從貧困農民到世界上最繁華城市的富裕居民的升級。我想世界上也許沒有多少人有這樣的完整經歷。這讓人不得不為中國所取得的經濟奇跡自豪。

圖片：80年代中的深圳，左一為本文作者

嚴峻的2018年

2018年我們準備慶祝和謳歌我們過去40年所取得的人類經濟奇跡的時候，我們卻遭遇了經濟的寒冬，進入了嚴峻的經濟調整時期。2016 年底-2017 年初金融去杠桿拉開帷幕，我國進入了去杠桿、防風險、擠泡沫的經濟周期。在近兩年的時間里，廣義貨幣供應增速 M2 創歷史新低。信貸的收縮，再疊加上中美貿易摩擦。內憂外患的環境引發了資產價格調整、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P2P 爆雷等一系列多米諾骨牌效應。

圖：中國M2與M2增速（1985-2018）

圖：2018年以來滬深300指數走勢

滬深300指數指進入2018年以來已經下調了近30%。上面那這張圖與我們歡慶改革開放40年的基調格格不入。最近，我聽到了很多對未來中國經濟未來極度悲觀的看法。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經歷了改革開放后40年的增長，現在已經是強弩之末了。有人認為我們的困難時期才剛剛開始。

這不奇怪，這市場上總是充滿了那種很容易受到外部環境影響的人。正如很多財經節目的“股評家”，股票漲的時候就唱多，股票跌的時候就唱空。美其名曰：“順勢而為”，實質上也可以“惡其名曰”：后知后覺，人云亦云。在經濟膨脹，泡沫積累的時候，他們比誰都樂觀和激進；而經濟調整的時候，他們又比誰都悲觀和保守。巴菲特有句名言：要在其他人都恐懼的時候貪婪，在其他人都貪婪的時候恐懼。在浮躁的市場中，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能夠做出理性獨立的判斷的人其實并不多。

中國經濟增長之謎

究竟中國過去40年的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否已經到頭了？中國過去經濟增長的底層原因是什么？研究歷史是為了預測未來。如果我們找到了歷史增長的原因，我們就能判斷中國經濟是否還能延續過去的輝煌。帶著這些問題，我通讀了中歐的朱天教授寫的《全球比較的視角：中國增長之謎》一書。這本書是2016年8月出版的，朱天教授通過五年的研究，全面的剖析了中國增長之謎。很多人可能沒有看過這本書，就讓我們聽聽朱天教授親自講述自己的論點和論據。

朱天教授的研究基于大量的經濟統計，跨越足夠長的時間維度，用全球比較的視角，找出了中國過去4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底層原因：東方儒家文化所倡導的勤儉節約和對教育的重視。這不僅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原因，也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東亞國家過去高速增長的原因。這些國家同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他們的曾經增長率也是全世界矚目的。

區分“短期”和“長期”的經濟增長

我們說的“經濟增長”是指一個國家人均產出的持續增加，是一個長期的概念。這個概念不同于某一年的GDP的增長，后者是一個短期的概念。在各國統計局所用的國民經濟核算的支出法下，GDP可以被分成：消費（居民和政府的消費）、投資（資本的形成）和凈出口（出口減進口）三個部分。這是凱恩斯所創立的宏觀經濟學派理論中總需求的三個要素，也就是我們稱的“三駕馬車”。凱恩斯的理論最多只能用來分析短期的宏觀經濟周期性的波動問題，而不能用來分析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

經濟短期靠“需求”，而長期則是靠“供給”來推動的。中長期的經濟的增長是一個國家生產能力的擴張和生產效率提高的問題。中長期的增長引擎只有兩個，一個是人均資本（包括物資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增長，另一個是生產效率的提高，或者說技術的進步。“三駕馬車”中只有“投資”才是驅動中長期增長因素，“消費”和“凈出口”都不是。

勤儉節約，重視教育！在朱天教授看來，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迷就在我們許多人的家庭里可以找得到。看看我們父輩是不是普遍都很節儉、很喜歡存錢？高儲蓄率不僅僅是中國，東亞國家的儲蓄率也比較高。因為高儲蓄率，才有了可以用于投資的物質原始積累。再看看我們身邊，是不是很多虎媽？看看我們的小孩是不是幼兒園就開始背誦“人不學，不知義”，“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看看他們周末是不是都在忙于各種各樣的“興趣班”？正是廣大中國虎媽和學子所作出的犧牲和付出，造就了中國高于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乃至一些發達國家的基礎教育質量，為中國走上創新型經濟增長之路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形成了中國人力資本的積累。而一個國家生產效率的提高或者技術進度，需要大量的物質和人力資本的投入。

如果“勤儉節約，重視教育”是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的主要原因，那么我們就沒有什么理由對中國長期的未來悲觀，因為這種民族文化觀念并沒有被改變。

中國經濟增長是一系列因素疊加的結果

朱天教授通過大量的統計數據，證明其提出的論點：勤儉節約和重視教育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我也同意，儒家文化確實是中國經濟增長獨特的因素。但在我看來，中國過去40年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根本就不可能是一個因素或者兩個因素起到關鍵的作用，而是一系列的因素疊加在一起造就了中國的增長奇跡。哪個因素起到怎樣的作用，根本無法量化的。中國體制、人口紅利、勞動力成本優勢、中國人勤勞、全球化……都對中國增長有很重要的貢獻，而這些環境因素并不亞于文化因素。朱教授認為，這都不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我覺得其論證方法是值得商榷的。例如，我們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得益于人口紅利，而朱天教授通過數據的比較發現其他許多國家也照樣有人口紅利，但其他國家并沒有像中國和東亞那樣高速增長，就推出，人口紅利并不能完全解釋中國（或者東亞）的經濟增長，人口紅利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但承認其確實也是中國經濟的增長的因素之一。

而我認為當說中國高速增長的一個原因是中國人口紅利時，我們當然可以找到比中國更有人口紅利而增長又很差的國家。這不代表人口紅利優勢就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經濟的增長不是一個或者幾個因素起到關鍵作用，而是一系列的因素疊加在一起，起到的“乘數效應”。那些比中國更有人口紅利而又增長很差的國家，很可能僅僅具備一個因素，其不見得就具備中國擁有的這么多經濟增長的因素。缺乏這些因素的疊加效應，再“勤儉節約，重視教育”也不足以讓中國高速增長。況且，中華民族的勤儉節約，重視教育，也不是40年前才開始的。

中國增長的好戲還在后頭

追趕效應

毫無疑問，40年前，我們起點很低。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幾乎是世界最窮的國家，人均GDP倒數第二。那發展了40年，我們追趕效應消失了嗎？當然沒有。中國雖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們僅僅是總量第二，從人均GDP來看，我們僅僅是一個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我們在許多方面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三四線城市，農村還有非常大的潛力。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解開了經濟發展的枷鎖。讓市場發揮了其應有的配置資源的作用。激發了民營經濟這一支經濟和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但經過40年，我們已經改得不能再改嗎？或者我們已經開放得不能再開放嗎？國有經濟一直吃的是肉，改革開放40年，民營經濟也就僅僅吃上了肉沫而已。

國企在資源獲取（融資、土地等）方面仍具特有優勢，更加公平、更加充分的市場化競爭環境能夠進一步提升整體的經濟效率。中國還有大量的生產力和生產效率有待通過進一步改革逐漸釋放。當然，這絕對不是一個順利的過程，因為改革總是要動了別人的奶酪。

很多人說中國可能會回頭路，我覺得有點杞人憂天了。前進的路線從來都是來回曲折的。改革開放40年，改的已經不僅僅是經濟，改的更是人心。讓市場經濟、自由、法治都已經深入民心。這種民心的趨向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中國早已經不具備走回頭路的環境。

人口紅利仍在

人口紅利有所下降，但相對于世界仍然有一定優勢。

改革開放后我國人力資源也得到了市場化的高效配置。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這在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國企與民企的就業人數、地區之間的人口遷移三個方面均有體現。我們仍然有進一步推進戶籍改革的空間，滿足農民在城市生活的社保、醫療、教育需求，進一步提升城市對農民工的吸引力，延緩人口紅利的消退。

年中國仍然有 2.1 億從事農業。隨著我國農業技術的發展，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大規模農業生產盛行，我們根本不需要這么多人從事農業生產。閑置的勞動力可以進一步流向城市、流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而這2.1億人，比日本的總人口都多近一倍。

全球化

改革開放20年后的1998 年，國務院才放開外貿領域對民營企業的經營限制，允許民營企業自營出口，進一步開拓國外市場。你也許很難想象，我們的原來的開放度有多么的低。在此前，民營企業進行出口需要將產品先賣給國有貿易公司，再由貿易公司跨國轉賣，交易成本高，效率低下。

外貿自主權的放開極大地刺激了民營企業的外貿積極性。2001 年，我國正式加入WTO，我國外貿的發展開始騰飛，對外開放也進入新階段。我們參與了國際大分工，大量的中低端的Made in China的消費品出口到全世界。

今年中美發生了貿易摩擦，美國大幅度增加中國產品的關稅。有不少人認為這會對中國的經濟有沉重的打擊，大大減緩中國的增長。而實際上，中國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度并沒有人們想得這么大，我們經濟的開放度只在世界的中等水平，我們對出口的依賴度比與我們的毗鄰的韓國低得多。*

21世紀初，中國作為一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了WTO，參與了社會大分工。而近20年過去了，中國發展實在太快了，我們迅速的從一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華麗升級為一個富有發展中國家，堪稱“最富的窮國”。

我們加入WTO時，發達國家們都預期我們頂多也就是出口點衣服鞋帽這些低端的生活消費品。但隨著我們的產業迅速升級，他們也沒想到我們還能出口汽車、通訊設備等高端的科技產品。那這個平衡就被打破了。

中美的貿易沖突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因為特朗普看我們不順眼，而是中國20年以來的產業升級必然會引起的摩擦，以及對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重新定位，國際貿易的重新平衡。其只會對中國短期的經濟有影響，而遠不足以使得中國經濟逆轉。

繼續搭乘快速成長的快車

2018年很嚴峻，也許還會持續幾年，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短期的經濟周期，中國長期的基本面無論從朱天教授的分析，還是我認為多重因素疊加的分析來看，并沒有改變。改革開放40年我們現在回首，我們都為其創造的經濟成就點贊。但，其實這40年的增長也不是一帆風順的。

來源：Wind，平安證券研究整理

這趟高速列車還能飛馳20年。也許不會像過去40年增長如此迅猛，但也仍然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我們能夠預期中國在2030年會成為一個高收入的國家（即人均GDP達到美國的40%）。

到快速增長的地方去

深圳福田區有一家酒樓在一座摩天大廈的54樓，我偶爾會和家人到那酒樓喝早茶。在這里，可以遠眺深圳河的北岸繁榮的深圳市區和南岸香港的上水。每當站在這里，我就想起我小時候的故事。那是我們總是盼著住在上水的小姨回來。因為他們每次回來都帶給我們帶好多東西。吃的、用的、玩的，都是進口的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那時候成為生活在香港是那么的令人羨慕。

圖：鳥瞰深圳市區與香港上水

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進入60年代開始就經歷過中國現在的高速增長。而被稱為超人的李嘉誠在1950年就開始創業，1958年開始投資地產。李嘉誠可謂踏準了香港高速發展的節奏，坐上了香港高速發展這班列車。香港早在1971年就已經步入了發達國家/地區的行列。香港的高速增長成就了“李超人”。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由于深圳和香港的巨大差異，深圳掀起了前往香港的偷渡潮。我有兩個阿姨和一個舅舅就在70年代偷渡去了香港，成為香港人。但，很可惜，他們錯過了香港高速增長這班列車。只能為李嘉誠為代表的財團打工。40年過去，他們的生活實際并沒有太大的變化。而我選擇留在深圳的媽媽，我們生活質量已經遠遠超越了他們。

朝日新聞的益滿先生在采訪中問了我一個問題：“深圳給你最大啟示是什么？”我說：“我是做投資的，我們要投資最有成長性的企業，而不是最強大的企業。而選擇自己發展的地方也一樣，要到最有潛力，最有成長性的地方去，而不是已經很發達的地方。”（作者：蔡聰）

* 參考閱讀：《中國增長之謎》朱天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