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企業來說，必須要解決家族式治理結構的弊端，探索更開放的經營格局，尤其是要處理好經營權與所有權、分權與集權、內部培訓人才與外部招聘人才、一言堂與民主決策的關系，不僅韓國，所有家族式企業皆當如此。

三星的日子最近很不好過，在“爆炸門”事件之后，就一直處于風口浪尖，頻頻有各種負面消息爆出。

一方面，在消費者心中多年辛苦建立的形象轟然倒塌，不僅被各國消費者舉報訴訟，還被美國嫌棄、禁止Note7登機，日前又有美國消費者舉報三星洗衣機爆炸。

另一方面，也給三星帶來了巨大的損失。迫于輿論壓力，三星不得不大面積召回手機并補償消費者，還表示回收機不修理不翻新，將全面銷毀。

三星曾經表示，這一事件將令該公司蒙受50億美元的損失，尤其是以往經常拿到最高獎金的手機部門（相當于其基本工資的一半），現在很可能取消，有的高管可能因此丟掉工作，甚至包括移動業務負責人。

如今三星可謂是狼狽不堪、前途暗淡，一向愛出風頭的樂視還在發布會上放出了“取代三星成為美國市場第一名”的豪言壯語。

韓國企業接連陷落！

不過，三星并不是一個人，它還有好幾個難兄難弟陪伴它。

首先是體量僅次于三星的現代，今年以來全球銷量負增長，利潤連續10個季度利潤下滑！禍不單行，最近又發生了工人罷工事件導致產量大減，而且是韓國中國齊罷工、現代簡直被掏空。

還有九月初，韓國最大的航運公司韓進海運突然宣布申請破產保護，直接導致140多億美元的貨物滯留海上。

與此同時，韓國樂天又爆出了非法集資的丑聞，創始家族辛氏涉嫌非法獲取的資金或高達約1700億韓元（10億元人民幣），或將面臨創建以來最大危機。

大宇造船也面臨嚴重困境，專業人士預測其極有可能步韓進后塵宣布破產，韓國銀行因此被拖下水，將面臨13萬億韓元（約合118.9億美元）的巨額損失。

這幾家企業都屬于韓國十大財團，目前接二連三地陷落，怎一個慘字了得！

“三星共和國”為何泥潭深陷？

各位看官可能不太了解，韓國財團到底有多大？

以三星為例，“居住在韓國，只使用三星的產品就可以生活下去。”，三星產品在韓國無處不在，經常能聽到當地人將“大韓民國”戲稱為“三星共和國”，將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稱為“經濟總統”。

相比韓國，中國所謂的巨頭實在是太小了。那么這樣的巨頭，為何頻頻出事？

這幾大企業都有個共同點——家族式財閥企業。比如三星為李家掌控，現代由鄭氏家族當家，它們擁有強大實力，旗下的成員公司往往多達數十個，呈“章魚式”發展態勢，涉足多個行業，成立多個子公司，通過相互抵押進行貸款。但只要其中一環出現問題，全盤皆崩。

國內大火的韓劇往往充斥著家族內斗的橋段，其實，在韓國家族企業里真實上演的戲碼遠比韓劇里上演的要精彩的多，也要激烈的多。

根據家族企業的相關國際研究，這種企業模式隨著規模擴大，一般會遵循家庭式企業、企業家族化、家族企業化、公眾公司這樣的發展過程。

到家族企業化階段，經濟學里的理性人邏輯可能開始超越家庭倫理邏輯，于是對金錢利益、地位和榮譽的爭奪會沖破倫理的束縛，導致不同程度的家族內戰。

比如，樂天集團的貪腐內幕最初是因辛氏兄弟之間的繼承權爭奪戰而逐漸被曝光的，而韓進海運的跳水式衰落跟繼任者的選擇不當有關。

哥哥對弟弟說：活到老、斗到老！

先扒樂天，創始人辛格浩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管日本樂天，小兒子管韓國樂天。本來老爺子算盤打得很好，兩個兒子在兩國搞，還能打起來？然而小兒子的業績比大兒子要好的多，單就2013年來講，韓國樂天銷售額達到日本樂天13倍。心中不平的大兒子開始偷偷增持韓國樂天的股份，后來被老爺子解除了所有職務，小兒子掌握了兩家樂天的大權。

但不知大兒子怎么運作的，居然后來爭取到了老爺子的支持，還團結了大姐三叔等一大堆親戚針對弟弟。老太太可不干了，一向偏愛小兒子的她自然是力挺小兒子。雖然現在小兒子還把持著樂天大權，但日子很不好過，每一次股東大會都是被逼宮的時刻，要時時應對家族內部挑戰，韓國檢查機構也找上門來——哥哥已經表了態：活到老、斗到老！

家族內斗如此激烈，企業領航人又能有多長時間來著眼于企業，考慮企業戰略、前瞻企業發展呢？

家庭主婦執掌企業航母？

再說韓進，韓進集團是從事陸、海、空物流的集團公司，主要由韓進卡爾、大韓航空、韓進海運等大企業組成，其創始人是趙重熏，目前集團總社長是大兒子趙亮鎬，二兒子趙南鎬是韓進航運的掌門人，過世后就由妻子崔恩英掌管。

“崔恩英沒有任何專業知識，也不了解行情，崔恩英被選為會長只是因為她是趙氏家族中的一員，”首爾一名律師說，“這是典型的韓式家族企業做法?！?/p>

自擔任董事長以來，崔恩英的經營能力就飽受爭議。企業的負債率也節節攀高，從405%猛增為1450%。在針對韓進海運窘境問題的國會聽證會上，崔恩英落淚承認自己的能力不足和經營不善導致企業出現問題。

一名沒有絲毫經驗的普通家庭婦女來指揮一艘規模巨大的企業航母？聽聽就覺得荒謬可笑。這樣的財閥制度能夠讓企業家族人員坐享其成，也注定了企業存在指揮黑洞。

三星居然有憲法？

另外，家族式的企業也具有家長式的管控。三星就是典型代表，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套威權治理模式。

李健熙在各地的講話被匯編成《三星新經營》小冊子，堪稱“三星藍皮書”，其核心思想“三星憲法”是企業的“根本大法”，每一個三星人必須遵守的“天條”。

三星的經營體制為三級式，第一級的會長布局長期發展戰略，第二級的“室”（秘書室、結構調整本部、戰略企劃室）負責設計方案、分配資源、調整業務，而第三級的子公司則負責具體執行與實施。

這樣的體制勢必是一把“雙刃劍”，從好的一方面來看，組織執行力很高，能一氣貫通，因此隆興的時候可以迅速躥升；但在停滯低迷的時候，則會病灶叢生，因為整個免疫系統都可能出了問題。

員工無法挑戰上級，不僅創新能力必受壓制，而且決策體制不具有自我修正的基因，因此，這樣的體制下，平時不出事，一出事必是大事。

財團出事的背后：“跛腳鴨”式韓國經濟

十大財團四個出事，暴露的是家族式集團管理的弊端，影響的是韓國整體經濟。

不僅是自身滋生種種問題，韓國的龐大財團還會對韓國經濟造成負面影響。首先，其規模之巨導相當于將整個國民經濟，都捆綁在這幾家企業身上。雖有利于給企業創造一切條件，以便于其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但企業要是辦砸了，那就很危險了。

三星占據了韓國所有企業總收入的33%，直接或間接的養活了一半的韓國人。韓國一家研究所今年7月底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三星集團的銷售額等同于同年韓國政府預算總額的72.5%。

據韓國媒體報道，三星和現代汽車在2013年的營業額占韓國GDP總值的35%;兩大集團的市值總和占韓國股市總市值的37%。

9月7日，韓國前總理鄭云燦在國會議員會館發表演講時說，三星、現代、LG、SK這四大韓國企業集團的年營業額總額占韓國GDP的60%。

想想看，體量如此巨大的財團頻頻出事，將給韓國經濟帶來多大的震動！

據韓國經濟TV的報道，由于受到韓進海運物流癱瘓、三星Note7事故等不利事件影響，預計今年三季度的整體韓國企業營業利潤將會比上個月驟然減少7.3%。

宏觀經濟數據，也說明韓國經濟已處在四面楚歌之中。2016年韓國GDP增長率預期僅為2.4%-2.8%左右；自2015年以來，韓國出口已連續19個月出現下滑，9月出口額更是同比萎縮5.9%；家庭負債規模超過1200萬億韓元，創歷史最高紀錄；8月份30歲以下的青年失業率達8.3%，創下亞洲金融危機以后的最高紀錄。

還有，巨大的財富必會與權力緊密的結合，一方面會導致政商勾結、權錢交易，利用法制漏洞讓企業從中得利；另一方面，政府的大力支持使得企業能夠毫無顧忌的發展，出事后則會拖累國民經濟。

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一名法官在其一篇論文里披露說，2006年10月至12月，根據《特定經濟犯罪法》因詐騙、貪污、瀆職和違反證券交易法在一審判決中被判有罪的114名被告人中，年營業額在100億韓元以上的大企業運營者有88.33%被判緩期執行，個體戶和小商販則為11.1%。

還記得大宇汽車破產嗎？出事后，兩家韓國銀行緊跟著就不行了。因為這兩家銀行，相當于是被指派和大宇綁定在一起，銀行成了大宇汽車的財務部門，只管從百姓那里吸儲，匯集到大宇手中，基本不考慮風險控制。如此輕易的融資，怎么不會滋生道德風險？

另外，“0.1%的財閥”重度包圍了“99%的庶民”，這樣的慘淡現實反映了韓國經濟“跛腳鴨”式的困境、意味著經濟結構的失衡。

一直以來，韓國經濟內需不足，產業模式單一。比如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主要依賴對外貿易。物流是貿易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韓國物流支柱韓進海運倒閉，運輸成本急劇增加，勢必導致嚴重依賴出口的韓國經濟受到嚴重拖累。

在財閥企業的擠壓下，中小企業也難以生存。大企業會形成一種巨大的吸力，吸走中小企業的人才、創意，再加上資金流動的偏好、政府政策的偏重，中小企業還能有多少發展空間呢？鄭善燮在《國際新聞》上發文稱，1997年至1998年的金融危機結束后，1999年底出現一批新興風險企業，它們一度被稱為股市中的“黑馬”。但不到幾年，這些企業就銷聲匿跡。除了自身經營之外，社會環境更是重要因素。

國內，大財團畸形發展、中小企業發展受到制約，兩極分化的嚴重導致國內內需不振、經濟發展動能不足。近期，一系列的政治危機也直接拖累經濟，再加上國際經濟大環境的走低，讓韓國經濟雪上加霜，“內憂外患”之下，韓國經濟低迷是必然的。

我們應該做什么？

變則通,不變則壅！

韓國再不改變，未來經濟可能真的要出大亂子；而中國，更要從韓國的經驗中吸取教訓，以便自身更好地發展。

對于企業來說，必須要解決家族式治理結構的弊端，探索更開放的經營格局，尤其是要處理好經營權與所有權、分權與集權、內部培訓人才與外部招聘人才、一言堂與民主決策的關系，不僅韓國，所有家族式企業皆當如此。

從整體經濟來看，要形成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緩解社會兩極分化的矛盾。于政府而言，要轉變發展戰略，把過去的優先扶持大企業財閥為主的戰略，逐步改變為以中小企業為主。與其政府政策優待，傾斜資源，扭曲要素價格，壓迫其他企業生存空間，倒不如把選擇權交給資本市場，讓市場來檢驗企業的競爭力，由市場自己決定該扶持什么樣的企業。這對于中國公有經濟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也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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